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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热头条丨寄生式生存——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读后

2023-06-30 03:52:41     来源 : 澎湃新闻

张德昌先生的这本书初版于1970年,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,是早已闻名的旧书;大陆简体字版则为2021年新出。

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21年8月

书中主角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在其生前即有很高知名度,经常外借。这部日记起自咸丰四年(1854),迄于光绪二十年(1894),凡40年,但同治二年(1863)前日记阙失严重,光绪十五年(1889)后日记为其门生樊增详借去,长期下落不明,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海外被发现,1988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。作者的研究,依据的是李氏1863-1889年间的日记(其中有几年在老家,无居京资料)。


(资料图片)

李慈铭未曾出任过高官,但文名显著,在晚清北京官僚集团中与潘祖荫、翁同龢、张之洞并称“四大家”,被誉为“第一流人物”。他于清道光九年(1829)出生于会稽一个中衰的缙绅之家,家中有田产二百余亩。在科举社会,虽云“学而优则仕”,由于学额稀少,“我注六经”式的考试内容又不可能有标准答案,许多广有文名的博学之士在科举道路上历经磨难(包括后来的状元张謇)。李慈铭的功名仕途也不顺利。他于道光三十年(1850)补县学生员,次年为廩生,应南北试凡十一次,皆“厄于房师不得中”。不得已,于咸丰八年(1858)卖田买官(此时太平天国等民变蜂起,清廷财政支绌,官衔买卖大行其道)。李先向上海丝茶局报捐太常博士,缴纳实银129两;后又改向福建捐局报捐郎中,用银815两。为了凑足捐本,他出售了三十余亩良田。

做官花了如许高的本钱,自然要“将本求利”;经过这样的官场买卖之后,要求其保持读书人的初心也着实不易。

李慈铭

李慈铭于咸丰九年(1859)二月底偕友人离乡北上,准备到北京做小京官。由于黄河改道,水路不通,本来一个月的旅程延长至两月有余,五月中旬才得以抵京。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场已移至密迩北京的津沽一带,京城局势混乱。因福建地方官迟至秋季才将其捐纳奏报户部,李慈铭不能按时入部报到,结果以“初官太常,日久不报”,被罚补交三百余两银。他又将家产卖出济急,不料此款竟为同行知友私自挪用。幸好他有诗文名气,才得以苟活;又向各处借贷,筹款补交部费。同治二年五月,方得分发户部学习行走。同治四年,李慈铭在乡友帮助下还清积欠,返回故乡。同治九年(1870),李参加浙江乡试中举,其仕途由“异途”回归“正途”。中举之后,李慈铭马上再次北上,重入户部陕西司行走,一面即应会试。中间又经三次落榜,直到光绪六年(1880),在已“衰颓暮齿”的五十二岁上,才登上科举阶梯的最高阶层成为进士。像他这样的名士,中进士之后,自然入翰林院,但他呈请归还郎中本班,因为翰林院中有若干编修、检讨都是事他为师之人,他“羞与少年为伍”,引见之后“得旨准以户部郎中原资即用”。北京官场中人对李慈铭的将来有种种估计,以为非学政即御史,后者的可能性更大,出于对未来“言官”的拉拢,官场大佬对他多有联络和馈赠。

不过,由于官场派系对立,李慈铭希望的学政职位并未谋得;又“考差两年两试,两取第一,而皆付沉沦”。到光绪十五年(1889),他的一班乡友集资为他捐试俸、考御史。晚清的官场掉进钱眼,他虽“奉旨以原官即用”,但仍须先出518两银子捐免试俸后才能考御史。次年,李慈铭终于得补“山西道监察御史”,成为台谏言官。好在在此之前,他的经济状况已得到根本性改善。光绪九年(1883),直隶总督李鸿章请他主讲天津北学海堂,每年有一千二百余两束脩收入。

在晚清,像李慈铭这样的京官大约有1400余人,其中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约200人,科道80人,其余各部院司官1000余人,他们的京官生活,相当于寄生式生存。

首先,这些人无所事事,没有正经的官场职责。李慈铭在户部行走,初派在广西司,后兼属陕西司。京中部院衙门大权稳操于书吏之手,司员垂手听命,所做之事并不需要他们所擅长的文才。此外,他们有时做例行的稽核堂印工作,有时被派出外陪祭。因衙门工作机械无味,李慈铭渐少到部。他在户部二十余年,很少入衙。户部尚书阎敬铭为整顿吏风,曾实行上堂点名,李慈铭斥之为有辱士人身份,上书抗议,结果名也不能点了。这些京官所忙的是应酬享乐。

其次,京官们的正常收入即官俸和养廉,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微不足道,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印结银和外官馈赠。李慈铭的京官生涯到光绪十五年止可分为三个阶段:三年多的户部“学习行走”,十多年的候补,最后得授实缺。作者认为,“这是一般官员所经的阶段。所以,他的京官生活是大多数京官的具体个例,这种个例可以代表一般京官的情形。”他的官俸和养廉,1863年、1864年各只有8.8两,1865年更低至4.4两,1887年之前从未超过100两,直到1888年才领到五品全俸160两,再加上养廉银90两及俸米15.6石。这样微薄的收入,自然不能满足一个京官的排场生活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印结银和外官馈赠,不足部分(占比很高)则靠借贷和典当维持。

“印结银”是自咸丰以来京官的主要收入,虽非经制,但也属于官职收入。按照规定,凡捐官者,无论所捐官职品位高低,都需要缴呈同乡在职官吏的保结,而要取得这种保结,就需要交纳一笔结银。咸同光年间,印结银由各省在京现职官员管理,每月结算,分配于各京官,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。这是以现在的官用未来的官的钱。捐官的人越多,印结银自然水涨船高。以李慈铭这样的一个小京官,每年所得的数目,最少时有118两,最多时达386两余,而且到北京的第一年即领到143.06两,长期以来远远超过他的官俸和养廉。

户部官员和造币总厂的官员合影

清朝官员的主体是“外官”,即大多数官员在地方做官。京官的理想是“外放”,因外官有丰厚的“养廉”以及更丰厚的灰色收入。但外官风险高,时时有被参奏弹劾的可能,而且外官又都想升转。于是,外官需要与京官广为结纳,暗通声气,引为奥援;更何况,京官很可能一朝发达出任大官或者进入“言路”负责纠察。因此凡京官外放,外官回京,都要对一般京官予以馈赠,至于关系接近者,外官对京官寒暑节庆均有赠送,名目繁多,造成官场空气的浑浊。李慈铭对此虽有批评,但他本人接受外官的馈赠并不少,本书“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收入表”中有详细记载。

第三,京官的职务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。京官的经济收支,生动地反映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“缺乏数目字管理”的情况及后果之严重。本书作者列出“李慈铭每年官职收入与支出的比较”一表,1863-1888年20余年间(中有缺少),李的官职收入(包括俸银、俸米、养廉及印结银)最少不足百两,最多400余两,支出则最少近百两,最多近2000两,表列21年中,有盈余的年份只有三年,数额分别为12.96两、29.56两和89.75两,其余年份均为超支,欠额最多的一年达1470.4两,负欠400两以上共有10年。可见其经济状况之可忧。(需要说明的是,上述收入中未包括馈赠及束脩卖文等非官职收入。)

作者指出,京官的穷只是一种相对贫穷。当时兵士待遇较为优厚的湘淮军月饷四两二钱,长夫三两,公认为优裕,可见高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费用。工役的工资,以李慈铭本人的情形而言,长年使用的得力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,年轻仆人工资约为上数之半,女佣工资平均每月较男仆少两千文。折为银两,这十千文京钱的工资,以同治十一年为例,约为九钱五分。银钱比价时有上落,以每月1两论,一个壮年仆役的年薪只有12两,加上年节犒赏若干。据学者研究,清代家庭最低年消费只有十几两银子。李慈铭同治年间任“行走”时期的官职收入,平均每年约175两,超出兵士、工役多多,远在社会的一般购买力之上。

不过,官员与兵士、劳工并没有什么可比性。在官民两分社会中,一旦为官,他们的生活支出便不再限于衣食住行,即使衣食住行,也不再是“民”的衣食住行。实际上,京官虽穷,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奢靡的,如作者所总结:“一般言之,京官大都讲求宫室、姬妾、舆马、仆役、歌郞、戏曲、冶游、饮宴,都追求糜烂生活的享受。”光绪三年,李慈铭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,他在这一年之中却花了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。然而他们的这些花费,又不仅仅是为了享受。有些是为官所必需,如衣饰、马车、门包、赏赐之类;有些在享受的同时也是生财途径,如宴饮聚会,是交际和谋“发展”的手段,若不奔竞征逐,无论外放、升官、受外官馈赠均无机会。这种官场风气牢不可破,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则被他们排挤。如有一位李用清,禁饮宴、抑靡费、出门徒步不乘车、不收陋规,竟被目为“叛徒”。李慈铭这样一个以清流自我标榜的人,也讥笑李用清“生长僻县,世为农氓。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”。难怪明朝的海瑞被视为古怪,处处与别人相凿枘。

第四,京官的经济依附导致立场偏颇。这点在李慈铭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。1883年李鸿章聘其为天津北学海堂主讲,每年束脩1200余两,他的经济状况为之根本改善。但从此他就成了“合肥相国”的辩护人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,朝野震动,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,翰林院联名疏参李鸿章“丧权误国”之罪。李慈铭身居台谏,独默不作一声。以他这样一个“胸无城府”、“信口雌黄”、肆意月旦之人,在国事危急之际,竟不敢对李鸿章作一字之贬,所谓清流,自然令人质疑。文廷式在《闻尘偶记》中感叹道:“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,故官御史时,于合肥不敢置一辞。甚矣,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!”

本书作者张德昌先生是一位经济史专家,读者很得其便。作者不但对相关数据做了巨细无遗的统计、分类、考证、折算,提供了晚清官场的背景知识,而且本书大部分篇幅为表格,既有收入、支出、饮宴享乐应酬费用、犒赏费用、家用、典质与借贷总表,又有历年明细,既能方便获得总体概念,仔细看又可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。如随着收入的增加,李慈铭的开支中花木消费显著增多,作为南方植物的竹子也经常出现。又如同治年间的京城“歌郞”,名中带“芷”似颇流行,像“芷秋”“芷雯”“芷衫”“芷郞”“芷侬”之类,经常出现在李慈铭的日记中,其中“芷秋”出现次数最多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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