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德昌先生的这本书初版于1970年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，是早已闻名的旧书；大陆简体字版则为2021年新出。
《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21年8月
书中主角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在其生前即有很高知名度，经常外借。这部日记起自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迄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凡40年，但同治二年（1863）前日记阙失严重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后日记为其门生樊增详借去，长期下落不明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海外被发现，1988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。作者的研究，依据的是李氏1863-1889年间的日记（其中有几年在老家，无居京资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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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慈铭未曾出任过高官，但文名显著，在晚清北京官僚集团中与潘祖荫、翁同龢、张之洞并称“四大家”，被誉为“第一流人物”。他于清道光九年（1829）出生于会稽一个中衰的缙绅之家，家中有田产二百余亩。在科举社会，虽云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由于学额稀少，“我注六经”式的考试内容又不可能有标准答案，许多广有文名的博学之士在科举道路上历经磨难（包括后来的状元张謇）。李慈铭的功名仕途也不顺利。他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补县学生员，次年为廩生，应南北试凡十一次，皆“厄于房师不得中”。不得已，于咸丰八年（1858）卖田买官（此时太平天国等民变蜂起，清廷财政支绌，官衔买卖大行其道）。李先向上海丝茶局报捐太常博士，缴纳实银129两；后又改向福建捐局报捐郎中，用银815两。为了凑足捐本，他出售了三十余亩良田。
做官花了如许高的本钱，自然要“将本求利”；经过这样的官场买卖之后，要求其保持读书人的初心也着实不易。
李慈铭
李慈铭于咸丰九年（1859）二月底偕友人离乡北上，准备到北京做小京官。由于黄河改道，水路不通，本来一个月的旅程延长至两月有余，五月中旬才得以抵京。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场已移至密迩北京的津沽一带，京城局势混乱。因福建地方官迟至秋季才将其捐纳奏报户部，李慈铭不能按时入部报到，结果以“初官太常，日久不报”，被罚补交三百余两银。他又将家产卖出济急，不料此款竟为同行知友私自挪用。幸好他有诗文名气，才得以苟活；又向各处借贷，筹款补交部费。同治二年五月，方得分发户部学习行走。同治四年，李慈铭在乡友帮助下还清积欠，返回故乡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李参加浙江乡试中举，其仕途由“异途”回归“正途”。中举之后，李慈铭马上再次北上，重入户部陕西司行走，一面即应会试。中间又经三次落榜，直到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在已“衰颓暮齿”的五十二岁上，才登上科举阶梯的最高阶层成为进士。像他这样的名士，中进士之后，自然入翰林院，但他呈请归还郎中本班，因为翰林院中有若干编修、检讨都是事他为师之人，他“羞与少年为伍”，引见之后“得旨准以户部郎中原资即用”。北京官场中人对李慈铭的将来有种种估计，以为非学政即御史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，出于对未来“言官”的拉拢，官场大佬对他多有联络和馈赠。
不过，由于官场派系对立，李慈铭希望的学政职位并未谋得；又“考差两年两试，两取第一，而皆付沉沦”。到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他的一班乡友集资为他捐试俸、考御史。晚清的官场掉进钱眼，他虽“奉旨以原官即用”，但仍须先出518两银子捐免试俸后才能考御史。次年，李慈铭终于得补“山西道监察御史”，成为台谏言官。好在在此之前，他的经济状况已得到根本性改善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直隶总督李鸿章请他主讲天津北学海堂，每年有一千二百余两束脩收入。
在晚清，像李慈铭这样的京官大约有1400余人，其中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约200人，科道80人，其余各部院司官1000余人，他们的京官生活，相当于寄生式生存。
首先，这些人无所事事，没有正经的官场职责。李慈铭在户部行走，初派在广西司，后兼属陕西司。京中部院衙门大权稳操于书吏之手，司员垂手听命，所做之事并不需要他们所擅长的文才。此外，他们有时做例行的稽核堂印工作，有时被派出外陪祭。因衙门工作机械无味，李慈铭渐少到部。他在户部二十余年，很少入衙。户部尚书阎敬铭为整顿吏风，曾实行上堂点名，李慈铭斥之为有辱士人身份，上书抗议，结果名也不能点了。这些京官所忙的是应酬享乐。
其次，京官们的正常收入即官俸和养廉，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微不足道，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印结银和外官馈赠。李慈铭的京官生涯到光绪十五年止可分为三个阶段：三年多的户部“学习行走”，十多年的候补，最后得授实缺。作者认为，“这是一般官员所经的阶段。所以，他的京官生活是大多数京官的具体个例，这种个例可以代表一般京官的情形。”他的官俸和养廉，1863年、1864年各只有8.8两，1865年更低至4.4两，1887年之前从未超过100两，直到1888年才领到五品全俸160两，再加上养廉银90两及俸米15.6石。这样微薄的收入，自然不能满足一个京官的排场生活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印结银和外官馈赠，不足部分（占比很高）则靠借贷和典当维持。
“印结银”是自咸丰以来京官的主要收入，虽非经制，但也属于官职收入。按照规定，凡捐官者，无论所捐官职品位高低，都需要缴呈同乡在职官吏的保结，而要取得这种保结，就需要交纳一笔结银。咸同光年间，印结银由各省在京现职官员管理，每月结算，分配于各京官，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。这是以现在的官用未来的官的钱。捐官的人越多，印结银自然水涨船高。以李慈铭这样的一个小京官，每年所得的数目，最少时有118两，最多时达386两余，而且到北京的第一年即领到143.06两，长期以来远远超过他的官俸和养廉。
户部官员和造币总厂的官员合影
清朝官员的主体是“外官”，即大多数官员在地方做官。京官的理想是“外放”，因外官有丰厚的“养廉”以及更丰厚的灰色收入。但外官风险高，时时有被参奏弹劾的可能，而且外官又都想升转。于是，外官需要与京官广为结纳，暗通声气，引为奥援；更何况，京官很可能一朝发达出任大官或者进入“言路”负责纠察。因此凡京官外放，外官回京，都要对一般京官予以馈赠，至于关系接近者，外官对京官寒暑节庆均有赠送，名目繁多，造成官场空气的浑浊。李慈铭对此虽有批评，但他本人接受外官的馈赠并不少，本书“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收入表”中有详细记载。
第三，京官的职务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。京官的经济收支，生动地反映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“缺乏数目字管理”的情况及后果之严重。本书作者列出“李慈铭每年官职收入与支出的比较”一表，1863-1888年20余年间（中有缺少），李的官职收入（包括俸银、俸米、养廉及印结银）最少不足百两，最多400余两，支出则最少近百两，最多近2000两，表列21年中，有盈余的年份只有三年，数额分别为12.96两、29.56两和89.75两，其余年份均为超支，欠额最多的一年达1470.4两，负欠400两以上共有10年。可见其经济状况之可忧。（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收入中未包括馈赠及束脩卖文等非官职收入。）
作者指出，京官的穷只是一种相对贫穷。当时兵士待遇较为优厚的湘淮军月饷四两二钱，长夫三两，公认为优裕，可见高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费用。工役的工资，以李慈铭本人的情形而言，长年使用的得力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，年轻仆人工资约为上数之半，女佣工资平均每月较男仆少两千文。折为银两，这十千文京钱的工资，以同治十一年为例，约为九钱五分。银钱比价时有上落，以每月1两论，一个壮年仆役的年薪只有12两，加上年节犒赏若干。据学者研究，清代家庭最低年消费只有十几两银子。李慈铭同治年间任“行走”时期的官职收入，平均每年约175两，超出兵士、工役多多，远在社会的一般购买力之上。
不过，官员与兵士、劳工并没有什么可比性。在官民两分社会中，一旦为官，他们的生活支出便不再限于衣食住行，即使衣食住行，也不再是“民”的衣食住行。实际上，京官虽穷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奢靡的，如作者所总结：“一般言之，京官大都讲求宫室、姬妾、舆马、仆役、歌郞、戏曲、冶游、饮宴，都追求糜烂生活的享受。”光绪三年，李慈铭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，他在这一年之中却花了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。然而他们的这些花费，又不仅仅是为了享受。有些是为官所必需，如衣饰、马车、门包、赏赐之类；有些在享受的同时也是生财途径，如宴饮聚会，是交际和谋“发展”的手段，若不奔竞征逐，无论外放、升官、受外官馈赠均无机会。这种官场风气牢不可破，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则被他们排挤。如有一位李用清，禁饮宴、抑靡费、出门徒步不乘车、不收陋规，竟被目为“叛徒”。李慈铭这样一个以清流自我标榜的人，也讥笑李用清“生长僻县，世为农氓。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”。难怪明朝的海瑞被视为古怪，处处与别人相凿枘。
第四，京官的经济依附导致立场偏颇。这点在李慈铭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。1883年李鸿章聘其为天津北学海堂主讲，每年束脩1200余两，他的经济状况为之根本改善。但从此他就成了“合肥相国”的辩护人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，朝野震动，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，翰林院联名疏参李鸿章“丧权误国”之罪。李慈铭身居台谏，独默不作一声。以他这样一个“胸无城府”、“信口雌黄”、肆意月旦之人，在国事危急之际，竟不敢对李鸿章作一字之贬，所谓清流，自然令人质疑。文廷式在《闻尘偶记》中感叹道：“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，故官御史时，于合肥不敢置一辞。甚矣，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！”
本书作者张德昌先生是一位经济史专家，读者很得其便。作者不但对相关数据做了巨细无遗的统计、分类、考证、折算，提供了晚清官场的背景知识，而且本书大部分篇幅为表格，既有收入、支出、饮宴享乐应酬费用、犒赏费用、家用、典质与借贷总表，又有历年明细，既能方便获得总体概念，仔细看又可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。如随着收入的增加，李慈铭的开支中花木消费显著增多，作为南方植物的竹子也经常出现。又如同治年间的京城“歌郞”，名中带“芷”似颇流行，像“芷秋”“芷雯”“芷衫”“芷郞”“芷侬”之类，经常出现在李慈铭的日记中，其中“芷秋”出现次数最多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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